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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by Brett Jordan on Unsplash

儘管還隔著一整個夏季,作為一隻不知死活的鴨子,無論滑水多慢,也不免感受到博士學業即將開始的壓力,除了本身政治學背景近乎空白,主要壓力源還是擔心自己兩光的英語能力。過去兩年在多大讀書,包括熱烈參與課堂討論、天天產出學術文章、在會議上發表研究成果的確也都做足了,但這表示自己的英文能力足以應付英語系國家的博士學業嗎?似乎不夠。

碩士期間,鴕鳥般略過所有需要做leading discussion的課,也騰不出多餘時間在課堂閱讀清單和研究論文所需文獻之外讀更多書,前者意味要當個稱職的TA或稍有困難,後者預示我可能無法從容應付需要額外閱讀量的博士資格考。此外,課堂討論時,口說能力也時好時壞,骰子擲到六時,講得頭頭是道,咖啡因攝取量不足時,就得靠教授和同學的愛與包容來幫忙補字或重述。

為避免開學後的難為情,最近又重新踏上英語學習之路。

先行禮如儀地寫完一整本經典文法書Understanding and Using English Grammar,以釐清和糾正自己慣有的文法錯誤,挾亞洲學生的基因紙上談兵,做題毫無困難,卻消彌不了當場景切換至學校真實且即時討論時的不自信。於是重新考慮了自己首要目標:要能在學術場合適當地和同行討論,故決定先從聽力入手。

聽覺和視覺是大腦汲取資訊的兩大管道,訓練聽力自然是學習語言重要的一環,有關如何提升聽力,已經有各式文章解說,這裡就不贅述。目前自己的短期目標不在於如何提升聽力,而在於如何利用聽力來準備進入更進階的學術場域

妳有一副好耳朵,應該善用聽力學習語言。

在語言學習上,我的耳朵向來比眼睛聰慧,例如德文單字,印在紙上時只覺得生硬難背,但只要聽過一次並能拼寫,大概就背下來了(不過英文單字無法);又如兩年前剛進研究所讀書時,很多單字和敘事方式都是靠仔細聽教授們和同學討論問題習得的。基於耳朵上的優勢,一個多月前我制定了一個複雜的滾動式學習計劃。

首先,先擬定開學前打算精進的部分:

1. 增加政治學理論的字彙
2. 在學術場合討論問題的方式
3. 口說的精準度(accuracy)

接著找到了幾個討論政治學領域相關議題的Podcast,每天擇自己有興趣的主題來聽。這些Podcast的共同點都是討論最近出版的研究成果,主持人(一個或數個)既要訪問研究者也要評論該作品。

對我來說理解節目內容不是問題,剛開始妄想利用瑣碎時間,就邊超慢跑邊聽或邊煮晚餐邊聽。很快地,發現自己常常走神,無論是超慢跑還是煮晚餐,這兩項活動本是我一天之中思考人生意義的時間(想當然爾,思考人生意義必須是用母語思考才會深刻),換言之,聽Podcast時常會被不時亂入的各種中文思考打斷,不消一會兒Podcast的內容便流於背景配樂了。

意識到這非母語人士的致命傷後,又改弦易撤自己對聽Podcast的要求:要有一天像聽到中文廣播般,不管本人有沒有意願聽,內容都會進到大腦裡。我覺得這有點難,暫時也找不到相關辦法,於是我就自己胡亂想了一招:每天早上起床,趁著神智清明的時候先聽。

把聽Podcast作為一種晨間冥想吧!

席地盤腿而坐,閉上雙眼,淨空所有中文思緒,屏除一切雜念,按下播放鍵。這階段,主要是訓練自己的身體記憶,希望能透過冥想般的練習,讓大腦只要一聽到英文討論,就進入英文世界而不被中文的胡思亂想打斷。

沒想到這招頗具功效,約莫10天左右之後,Podcast播放期間大腦已不再需要刻意抵擋奇怪的思緒飄進大腦,既然有所成,遂再把練習兵分二路,一是練習邊超慢跑邊心無旁貸的聽(20至30分鐘左右),二是當節目進行至評論階段,我會坐下,注意聽主持人評論或討論的方式,聽到對於評論他人觀點或引導討論有用的句型時,我會寫下句子出現的時間,在節目結束後,按圖索驥回放那些句子數次,並跟著大聲重複

不過我沒有特意做筆記,例如把句型寫在一本簿子什麼的,正如前面提及的,紙上作業無法改善我的口語半分,從聽覺而來的記憶遠勝於視覺攝取。偶爾我會和老公大吵一架辯論以練手,不過刻意講出來的句子其實很卡,之前班上同學雖然都很有耐心等我講完,但也會有人在下課時跟我說「不用想太多文法的事情,重要的是妳的觀點。」兩年後,這種雞湯鼓勵基本已經安慰不了我,希望透過這個聽力練習,能在沒有想太多的情況下,句子自然而然正確且流暢地脫口而出。

這個方法還在進行中,很難說何時會有具體效果,可能就是開學後一翻兩瞪眼也不一定。或許有人要問為什麼不和老公多講話練習就好?作為夫妻相互學習對方語言有多麼傷害婚姻,我大概可以寫出二十萬字的論文,此處就按下不表。

最後,回顧一下自己的英文聽力進展過程,自己大概經歷以下階段:

1. 從鴨子聽雷;
2. 終於抓到關鍵字猜意思;
3. 好像可以聽得懂大部分,但一旦有某個關鍵單字聽不懂就會而整段流失; 4. 無論有沒有字聽不懂都可以繼續下去,而且大腦會幫忙補字;
5. 可以邊聽邊思考對方的話;
6. 甚至可以邊聽邊想待會要怎麼反擊,也不至於影響我對後來內容的理解。

而在第三階段又分為:
3a. 有需要在大腦翻譯成中文;
3b. 不再需要翻譯過程,只有聽懂或不聽不懂。

老實說在進碩士班之前,三十多年來斷斷續續地的英語教育、無數在青旅細碎地對話、異國婚姻遇到超愛辯論政治話題的婆家,我的英文聽力大抵還只有在3a和3b之間,然差不多在多倫多大學的第一個學期結束前,聽力已經進展到第六階段,看來怕丟臉的壓力就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動力,生命一定會找到出路(合掌)。

本來打算進一步介紹Podcast,但這篇已經太長,所以來聊點其他的事情好了(誒)。以下是分享給想加強英文聽力的人,假如你已經過了這階段,就沒什麼好往下讀的。

很多人說看美劇英文聽力會進步是真的嗎?

某種程度,當然。不過,問家裡那位連考試規則都來不及細看就去盲考多益、卻將近滿分的堂妹,看劇時會不放字幕練習聽力嗎?「別鬧了,看劇就是要看懂啊!」堂妹如是說,而我萬分同意。

對於看美劇或英語電影不用中文字幕可以增進英文聽力這個說法,我總覺得荒唐:聽不懂就聽不懂,怎麼可能多聽幾次就會懂?或許你要問那用英文字幕呢?說真的也沒必要,不懂的單字還是不懂,而專注力都被英文字幕佔據了,再說,邊讀不熟悉的英文和邊聽不熟悉的英文事實上是同時進行兩件任務,效率易打折。

所以,如果你正在走這一條路,還在企圖提升英文聽力的階段,我會力勸放上中文字幕,好好享受看劇就好了。

假如你非得用看劇練習英文,我會更建議乾脆放上中文字幕,利用中文可一目了然的優勢,注意聽每句話在英文裡是怎麼說的,遇上喜歡的句子就按暫停,開口大聲跟讀,看十集同類型的劇,第十一集拿掉字幕,如果能聽懂七、八成,以後大概就能不靠字幕了,如果不能,就繼續用字幕學習,再過個十集,再拿掉字幕。假以時日,必要驚喜。但是,千萬不要做類似第一次看劇用中文、第二次用英文字幕、第三次拿掉字幕的練習,我說人生苦短啊!真的沒什麼電視劇值得你重複看兩次甚至更多次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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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定博士班offer大抉擇那天,我起了個大早,在書桌前正襟危坐,先打開York University的網頁,按下接受政治系博士班offer的按鍵,接著打開University of Waterloo的頁面,大喊老公過來。

我手指螢幕,把滑鼠遞過去:「你來幫我按!」老公啼笑皆非的看著我:「拒絕很難嗎?」我不發一語把滑鼠塞到他手裡,咬緊牙關闔上雙眼轉過頭,書房裡一片寂靜,兩個人沈默了幾分鐘,終於,聽到喀喀兩聲,老公說:「好了。」我張開眼睛,看著頁面顯示:很遺憾你沒有接受我們的offer,如果你願意,請告訴我們為什麼拒絕?

問我為什麼拒絕加拿大排名前六、七名的大學以及最好的社會所之一,選擇去一間排名不怎樣的學校兼自己曾經嗤之以鼻以為絕對不會碰上的政治所嗎?是呀,為什麼呢?

老實說這個申請季真的競爭很激烈:疫情讓美國許多大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減招甚至停招(也有招到一半退報名費的),以至於加拿大境內的博士班申請競爭更甚以往。在這非常時期,我竟然還能擁有在不同學校甚至不同的科系之間做選擇的機會,實屬幸運,學弟傳訊息給我 “You got in during the roughest admission cycle in living memory. Take some time to be proud before you start stressing.”

加拿大的社會所一般而言比政治所早放榜,約莫吃年夜飯前,就知道自己沒有被第一志願多倫多大學社會所錄取,但出乎意料地被最後一刻才放到申請名單的Waterloo社會所錄取,後者提供我四年全額獎學金,所上有一個我夢寐以求的分析網路語言之NetLab,有這麼一張offer在手,讓我大大鬆了一口氣。

只是Waterloo不在多倫多的通勤範圍內,要去那裡讀書,意味著搬家,而搬家就意味著變數,婦唱夫隨兩人一起搬家的話變數還要加倍,而我真的想要這個變數嗎?當時還有三個政治所沒放榜,我把Waterloo這選項擱置一旁,不知死活的快樂地等待一個月,這張offer又點燃起我無限自信:假如在幾乎沒什麼社會學背景的情況下能申請到這麼好的社會所,相較之下我在政治所修的課和表現不都更勝一籌嗎?

接著我就再被多大捅一刀(所以說不要同一個學校申請數個所,只是增加自取其辱的機會。)二月底,多大政治所寄來拒絕信,坦白說這封信又瞬間澆熄我的自信,要知道去年我都已經在候補名單上,以為只差一步了,而且今年成績單更完美、出版和會議論文更多,加拿大學位也正式入手(這是去年大家安慰我為何沒錄取的主因),誰知道再一次申請,竟拒絕的比去年還快?而人就是這樣:常常抱怨不喜歡多大的菁英主義,但也不喜歡被白紙黑字證明自己不是菁英啊(拭淚)。

既然在家旁邊的大學讀書的美夢已煙消雲散,我和老公只好開始認真討論起搬家的問題,我也從各方面開始向自己的洗腦:搬去Waterloo讀社會所絕對是明智之舉,我本來就比較喜歡種族和移民議題,社會所還是比政治所合適,而且這個所擅長在民主社會的網路使用和資訊戰,無論台灣還是加拿大都需要這樣的人才,再說剩下兩個還沒放榜的政治所(York和McMaster),排名都不比Waterloo的社會所好,等等等等。而這洗腦過程直到我被York的政治所錄取也沒變過(當時York的offer也說給四年全獎)。

不過一星期後,我收到一封來自York政治所的研究生主任誠摯且非常個人客製化的Email,大抵說明我的申請讓招生委員會印象深刻,該所也有信心提供我的研究全面的支持,順道給了我新的offer,提供五年獎學金(而且每年實際入袋的錢會比Waterloo給的多)外加第六年TA保證 — — 我完全無意拖到第六年,可是就像朋友之言:多一年的獎學金,就能多一年無憂無慮發表論文;而申請前聯絡過的教授也在zoom meeting裡和我保證在這個所絕對可以不用考量某國資助的影響力;後來,連多大讀書時最要好的教授也說服我:「妳最喜歡的那堂課,那些妳說他們每次開口都讓妳得以深度反思的博士生同學們,要知道他們都不是多大的博士生而是York來的喔!(疑?)」。

於是我就徹底動搖了,仔細回想整個申請過程,若以排名來論,多大和York兩間大學之間還有至少12-15所加拿大的大學可以申請,可當時就以離鄉背井讀書不切實際為由,捨棄申請西岸、魁北克、和安省之內三小時車程以上的所有學校,如今捨排名較高的學校選離家第二近的學校(大概從公館到中研院的距離),不也合情合理?反正遠走他鄉去名校讀書這回事年少時已經體驗過,如今身為背負30年房貸的大齡家庭主婦再讀博士班,自當以錢多離家近的學校為主。再說,倘若說有哪一個政治所能夠支持我在偏愛的Ethnic and Immigration Studies上更進一步,York在這方面幾乎是全加拿大最好的學校。

至於一開始很在意的學校排名考量,就人文社會學科來說,在加拿大境內也沒想像中重要,讀博士班期間的出版數量和研究能不能申請到外部獎助才是日後求職重點——而申請國家級或省級研究獎學金是要看過去兩年之平均成績的,在Waterloo因為錄取門檻的關係,全班都能申請,York的錄取門檻較低,光是所內競爭就少一半對手。學校排名影響最大的是如果我想申請台灣的獎助或回台灣求職,可話說回來,自己在台灣是讀歷史系的,無論是政治系還是社會系,半點人脈也沒有,這階段考慮台灣的情況根本是多餘。

以上,我又在短短的一星期內全面洗腦自己York的政治所是我未來五六年生活的最好選擇。在立下以不動身為主和獎學金年數而非學校排名為選擇考量後,拒絕最後一個放榜的McMaster政治所就沒什麼猶豫了(McMaster位於一個搬家也不是、通勤也不妥的地點)。

加拿大的博士班offer幾乎人人有獎

加拿大的博士班,無論在哪一間(公立)大學、無論大學的排名,無論申請者俱備加拿大身份與否,除了少部分第三線的大學可能會因為資金不足而不提供國際生資金(但一般國際生也不會來申請第三線大學的博士班吧),基本上都提供錄取者保證四或五年、每年加幣24,500左右的funding pakage,包含獎學金+TA或RA,不過這筆錢需要扣掉學費,而對國際生來說,好消息是2018年以後,國際生的博士班學費已經降至和國內生無異(碩士和大學的學費依舊是2–3倍)。

這裡附上York的offer讓大家一窺一般加拿大博士班的funding package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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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學術旅程|夏季學校1/2
奇幻學術旅程|夏季學校1/2

在戰爭兒童博物館的實習結束後,我又在歐洲參加了兩個夏季學校才回加拿大。所謂夏季學校,就是把一群國際學生集合起來關在某一個地方就某一個特定主題進行14天密集的知識和社交帳號交換。

一枚中年婦女去參加夏季學校,實在有種難以言喻的怪,周遭都是年紀很輕的學生,但不管怎麼說,在夏季學校吃吃喝喝兩星期就能拿到在加拿大要上12週加無數報告才能拿到的學分,想到第二年可以輕鬆一點(事實證明沒有這回事),若有什麼社交障礙、年紀代溝、文化隔閡,忍一下就過去了。

儘管參加前我如是勸服自己,然夏季學校終究是個旨在國際交流的場域,一旦進去,就不可能輕易置身事外。

兩個夏季學校都帶著獎學金性質,一個由奧地利的Graz大學主辦,另一個是德國歐盟研究中心的課程,申請時我本想著沒補助就不去了,沒想到都拿到全額補助,不去白不去。可為了這兩個夏季學校的作業,倒活生生把歡樂的暑期實習兼歐洲之旅弄得像是在火焰山參加魔鬼訓練營( 去年夏季溫度創歷史新高),還連累了在實習最末段來找我玩的老公,本來以為實習結束後兩個人能去巴爾幹半島遊歷,結果,不會德文的他只能獨自一人等在奧地利的陌生小鎮半個月,又在萊比錫陪我寫論文兩星期,除了在維也納幾日外,什麼都沒玩到又默默獨自回加拿大。

奧地利的夏季學校GUSEGG在奧地利Graz附近一個城堡飯店舉辦,風景優美,培根好吃(喂),工作人員熱心善良,且嫺熟於安排不同文化的學生們共處一室討論問題。

這個夏季學校已經有15年歷史,2019年的主題是Radical (Dis)Engagement: State — Society — Religion,老實說到結束我也參不透這個主題的深意,因為受邀來上午大講堂的教授們,至少有一半也來了10年以上,他們才沒有管這10年世界如何變遷,一聽就知道無論夏季學校主題如何,他們的演講內容十年如一日。例如第一週,主題基本在納粹時期的歷史,Holocaust是主旋律,連2015的難民危機或是氣候變遷的難題,最終都能扯到猶太人的苦難我也算是服了這邏輯。除此之外,由於演講的多半是歐洲教授,我和千里達室友一致同意:已經很久沒聽到這麼復古風格的歐洲中心論的敘事風格。

下午則分配成七組(午餐後還有創意/學術寫作、公開演講等選修課,老夫我就略過了),學生們可以選各自有興趣的主題,我選了一堂Media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本來以為會是一堂談假新聞和民粹主義如何摧殘害民主的課,殊不知……我甚至找不到形容詞來形容這堂課的乏味。

常常亞洲學生、尤其是東亞的學生會聽到一種說法:歐美學生上課的時候都很踴躍、主動發言,發言通常很具批判性,巴拉巴拉,讓我們的年輕學生們出國後在課堂上,還沒開口就先懼怕三分,怕自己語言不夠流利,怕自己不夠批判,怕自己的發言會鬧笑話,果真也就比較安靜了。但這是騙人的,或許在美加的研究生課堂上是這樣,但在這個國際學校我是沒看出這個趨勢,課堂裡最批判的學生來自千里達,至於佔龐大人數的東歐和中歐學生都超級安靜,而許多這地區來的教授也習慣了比較權威的上課方式,例如我這堂課的教授是一個克羅埃西亞教授,他並不是很喜歡學生挑戰他的說法。

演講和課堂和歐洲歷史和歐盟現狀有關,但大部分的學生是學美國文學的,一個美國教授問我會不會覺得無聊,我說其實不然,剛好是我的專業,可是即使歐洲學生生長在沒有國界的歐盟,他們對歐洲的了解差不多也就你我的中學歷史和地理課本程度而已。

還好第二週有更多美國和加拿大的教授加入,不得不說比起歐陸學風,我還是比較喜歡美加的學術風格,整體討論也變得有趣起來。

無論是哪一種夏季學校,主軸基本上就是你從哪裡來?我不是指這句話是夏季學校上課的主題,然它會處處存在於課堂討論和課外活動裡,所有參加者都是帶著自己原生地的教育訓練、政治感知、社會風氣、甚或歷史遺產來到此地,而這就是夏季學校招收國際學生的終極奧義。

那麼,如果夏季學校要你上台介紹自己的國家,就不是什麼意外之事了。

當我第一天報到時,工作人員問我晚上他們介紹國家和成員時,我要被放在加拿大還是台灣?介紹自己國家時,要介紹哪一國?這問題或者對某些人來說很冒犯,然在今日的歐洲卻很普遍,更不用說五個從加拿大來的學生中,每一個都具有雙重身分。

我還沒回答,就在FB上收到一則簡訊,在匈牙利讀書的中國女孩私訊來邀我一起報告中國,她同時發送好友請求給我,我扶著額頭,想莫非第一天就要面對國家認同爭議了嗎?我太懶了,於是告訴學校把我放在加拿大那組吧。等開幕式學生和他們的國家都介紹完後,中國女孩就移除了請求,而我想也沒必要回覆她了,但在香港同學的鼓勵下,我告訴學校想自己單獨介紹台灣,畢竟只有我一個台灣學生。

夏季學校很老練地把中國、和香港及台灣的介紹分成兩天。當時香港的返送中運動如火如荼,香港來的女孩細細地介紹了整個運動的原委,花了蠻多時間批判中國,我覺得有點可惜,香港本身到底值得更多時間,然我也能理解她的選擇。而我則相反,我想在這樣的場合,介紹中國和台灣是不一樣的國家毫無必要,重點是報告只有嚴格的五分鐘,我一秒都不想分給中國。

最終我決定從1990年代台灣的解殖和民主化開始,談台灣人的日常街頭抗議、作為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亞洲國家、和所有未完成的轉型正義;驕傲也嘲諷地介紹健保獨步全球的善意和荒謬;說明即使珍珠奶茶源自台灣但我們正在為減少使用塑膠吸管做努力;從地方信仰聊台灣的多元文化;用色彩鮮明的照片帶過小島的美麗;當然還有夜市啦。至於之前的歷史,我以17世紀以來的五個殖民時期帶過,藉著一個小玩笑,連一個海盜家族(鄭成功他家)都可以殖民台灣,說明台灣老是被外來政權統治的困境。

五分鐘內既沒有批評中國也沒提到中共的打壓,我的想法是無論兩天後中國女孩要怎麼報告中國,應該也沒人會把台灣和中國做連結。可惜週末的自由活動之後,中國女孩就自認遭受室友排擠而離開了!知道她離開那天,我覺難過,並重新思考「排擠」這回事的本質。

坦白說她的離開是她的事,和我無關,然因為台灣在國際上遭受中國打壓讓我在群體中得以受益也是事實,夏季學校的工作人員總是很在意我和另一個香港女孩的想法,在我們介紹完台灣和香港後,多數人會跟著我們同仇敵愾,認定我們是被打壓的一方,大概很少人問她的感受。

持平地說,當她邀請我一起報告時語氣是充滿熱情的,當她和她的兩個中歐室友發生誤會時,誤會發生的本身似乎也源自於她對室友的熱情,可惜兩次都用錯了對象,也無人願意幫忙緩解,畢竟她的國家是那麼強勢,以至於人們理所當然相信她也一樣強勢。

然而當一個亞洲人身在百分之八十五都是西方人的環境,無論語言能力有多好,原生國家有多強大,終究都是處於弱勢的,她跨不過去並不全然是她的錯,要知道主流團體(這裡指多數的中歐女大學生)終究才是有能力建築溝通橋樑的一方,而我應該能夠更理解她的處境,倒也不必一開始就躲開,不諱言長期得和中國人爭論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疲憊,讓我忘記我也曾經有過相同的掙扎。

對於此,我意外感到耿耿於懷,儘管這樣的耿耿於懷說出來又有些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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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 Xinjiang|新疆人權危機裡和哈薩克人有關的荒謬
Off Xinjiang|新疆人權危機裡和哈薩克人有關的荒謬
圖片來源: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 的臉書帳號

當澤米斯古爾的祖母於2018年夏天去世時,她的祖父和父親都無法參加葬禮,他們被拘留在新疆。和許多在中國出生的哈薩克人一樣,澤米斯古爾的父母埃爾博拉特和烏米森在蘇聯解體後,接受哈薩克政府的召喚,回到了他們「歷史的家鄉」,並且成了哈薩克的公民;這一家人也和其他的哈薩克返鄉者(Oralmans)一樣,和他們出生長大的新疆仍然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埃爾博拉特和烏米森自移居哈薩克後,每年還是都會造訪中國,在哈中邊界來去自如。

然而2017年3月間一次本以為再平常不過的中國之行,卻成了一家子醒不過來的夢靨:新疆地方在他們入境後隨沒收了他們的哈薩克護照,理由是他們利用中國在1997年時配給他們的土地租貸給予其他人、獲取收益,因此他們現在必須放棄土地,並且/或支付約莫60萬人民幣的賠償。埃爾博拉特無力償還這筆賠償,只能同意當局要求,放棄哈薩克國籍,留在新疆。

無助的烏米森等了又等,終於在年底決定先回哈薩克,當地警察告訴她,她們的婚姻會「傷害」埃爾博拉特,最好還是離婚。在蘋果日報做的一個訪談中,澤米斯古爾陳述:「你們也聽說那裡發生什麼事情,總之爸爸媽媽都害怕,他們不想去坐牢,也沒有反對,也沒有多問什麼問題,就覺得應該那樣就該那樣,就簽了字。」烏米森最終簽下離婚協議書,回到哈薩克,一家子從此沒有再收過任何和埃爾博拉特有關確切的消息,可以確定的是放棄哈薩克國籍也沒能換回土地,而由於親戚們害怕收留他,他也無定所,似乎有人看過他在小學當保全並夜宿該地,但這是未能證實的傳聞。

之於澤米斯古爾一家,埃爾博拉特已經人間蒸發,更糟糕的是,澤米斯古爾的爺爺和家族其他親戚也都被拘禁在新疆,始終無法回到哈薩克。

澤米斯古爾一家是少數持續在媒體發聲的受害者,她們家族的遭遇散落在各大媒體,在拼湊她父母和祖父母的故事時,我才學到:中國出生的哈薩克人基本是用父親的名字當姓(不過根據哈薩克出生的哈薩克同學說,在哈薩克沒有這項傳統),因此花了些時間我才把她父親和祖父的故事聯繫起來。

「等等,為什麼要逼他們離婚?」幫我做論文最後校訂的老公茫然地問我,我把澤米斯古爾一家人的故事作為碩士論文的開場故事,藉此引出有大量哈薩克公民被拘禁在新疆的問題。然假如問我為什麼在兩千多份證詞中,挑選埃爾博拉特和烏米森的故事作為論文的開頭,我想大概也是因為自己始終有相同的疑問,對於許多哈薩克人(包括哈薩克公民和中國籍哈薩克人)被拘禁的緣由,我都能從中共政權的性質和治術裡找到解答,可是,「是不是很莫名?到底逼著夫妻離婚是為了什麼?」

澤米斯古爾父母的遭遇是新疆人權危機裡極其荒謬的一頁(雖然在新疆罄竹難書的各種事件裡,也只是一頁):逼迫他國公民放棄護照是荒謬,逼迫夫妻離異也是荒謬。

又或者,當中國當局一邊宣傳中哈友誼,一邊把哈薩克列為26個涉恐國家,把拜訪哈薩克或有哈薩克聯繫視為一種涉及恐怖活動的行為需要被防範甚至被改造,就是最大荒謬,不但荒謬還極盡矛盾,於是人民在這雙重標準中無所適從。

就像一個中國哈薩克族中學老師艾爾塔曾在2007年在哈薩克的報紙發表一篇詩文讚揚哈薩克前總統Nursultan Nazarbaev,並收到Nazabaev的感謝信,隔年還被伊犁的報紙作為中哈友誼榜樣的內宣;不料十年後,時過境遷,這成了他被判刑八年的原因。

更別提,每一年有約12000–18000名哈薩克土生土長的年輕學子們在中國讀書,他們大部分都拿著中國政府的獎學金。可是那些從中國到哈薩克留學的、在中國出生的哈薩克年輕人,放假/畢業回到中國卻可能被抓,只因為他們到哈薩克學習,讓他們成為潛在的民族/宗教極端份子。

這一來一往的差異讓人稍稍看出中共在定義哈薩克(族)人是不是潛在宗教極端分子/恐怖份子的邏輯:在哈薩克出生的留學生生於友誼之邦,必然對於中國沒有國安危險;在中國出生的哈薩克人去哈薩克讀個書可能會喜愛上這個同文同種的友誼之邦,增加對哈薩克(國族)的認同,之於中國倒成了危險份子 — — 這意味著出生地抑或是生長的地方決定誰變成恐怖份子的機率比較大嗎?還是說中國當局不能忍受人民對中國的認同有一絲一毫的減弱(在這裡顯然中共是假設來中國讀書的哈薩克人最終會愛上中國),如果減弱了,之於國家就會是個威脅而必須接受改造?

就我目前所看到的資料,中國政府自2011年起,對「涉恐組織」已有相當明確的定義(法律上),但儘管中國當局時常有類似「中亞容易淪為恐怖組織的發源地」這類言論,但是對於「涉恐國家」始終沒有明確的法律規範,事實上也沒有在任何官媒或是官方網站上明確指出哪一個國家或是為什麼這些國家被列為「涉恐國家」,不過26個涉恐國家的名單卻在新疆地區廣泛流傳,不只存在於公部門私部門的文件,從證詞上來看,也普遍存在於再教育營工作和警務人員的口中。

在2013年到2017年間,一帶一路下過於美好的中哈關係對於中國出生的哈薩克移民、甚至在哈薩克出生但因為通商和中國有密切來往的哈薩克公民,就像是一張精心設計的透明大網,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保守估計在哈薩克境內,至少有50萬個家庭受到2017年起大規模拘禁的影響,骨肉之間生離不復相見是這個陷阱中最大的悲劇,而且時時刻刻上演。

而這個大型陷阱的荒謬之處甚至不是哈薩克人認命的繞條遠路走就能避過。例如已成為哈薩克公民的奧拉貝克在移居哈薩克時,礙於中國對於新疆地區學齡兒童申請護照的限制(簡單說就是不發),只能帶著學齡前的兒子到哈薩克,兩個女兒留在中國繼續就學,他和老婆已經接受時時返回中國探望女兒就好的無奈,為了方便看女兒,奧拉貝克的妻子古茲拉只好持續拿中國護照。而這幾年就這樣過了,他們至少還擁有一些天倫樂。

2017年春天,他們忽然接到新疆當局的通知,會將發給女兒護照,要家長回去領(當局甚至準備了真正的護照取信他們),順便換發兒子的護照,要家長把兒子也帶回去。你大概可以猜到事態如何發展:當古茲拉帶著兒子回去,當局以父親沒有到場為理由,將她的中國護照和哈薩克永居證明都被沒收,女兒的護照也被扣著;另一邊,奧拉貝克心想自己也到中國就好了,可惜不是,當他申請中國簽證,被拒絕了!發護照、雙親在場才能領護照只是個幌子,把移居哈薩克的中國公民騙回新疆才是真。

然即使古茲拉從此放棄到哈薩克和丈夫團聚,認命地帶著三個兒女在新疆過著單親媽媽的生活,這麼微小的願望也無法實現,他們的女兒更被進一步分別送到遠離他們、再也看不見的寄宿學校,當局以「會送古茲拉去政治學習」威脅奧拉貝克在哈薩克可能的求救行動。

奧拉貝克再也見不著妻女,我們在他的證詞裡聽到新疆當局召回哈薩克移民的荒謬手段,然而這也只是上百個則相似故事裡的其中一則罷了。

在這系列文章裡,除非直接涉新疆集中營內的遭遇,我會用「拘禁在新疆」取代被抓到新疆集中營,從哈薩克人的證詞來看,拘禁是發生在集中營之外的。至於人名,基於證詞是公開的資料,使用真名應不構成問題,但又因我無法確定事態發展會不會影響到受害者繼續公開發聲的意願,故用中文直接音譯哈薩克名以增加隱諱程度。

反反覆覆修改了幾次,我對這篇文章始終不滿意,荒謬的故事太多了,真要一一陳列嗎?因為不知道該如何適當的收尾,暫時就寫到這裡好了。

最後,我忽然想到自己和流亡法國的哈薩克公民記者艾爾肯有過一段關於中國當局在對付哈薩克移民荒謬性的對話。

許多老一輩的、中國出生的哈薩克人在移居哈薩克後,不願意隨兒女取得哈薩克公民身份,因為取得哈薩克公民等同喪失中國國籍,等同喪失領取中國的退休金,也失掉往來中國的便利性。

不過,也不是所有的移民到哈薩克的中國籍哈薩克人都會失去他們的退休金,艾爾肯告訴我他父母的故事:在他父母取得哈薩克公民身份後,中國當局也說要取消他們的退休金,「我父母和單位的幾個人就聯合起來寫信去抗議,後來政府告訴他們只要他們能夠在哈薩克保持沈默,那雖然取得他國公民身份是違法,不過可念在過去功在國家,繼續發放退休金。」

艾爾肯笑著問我:「這不是很可笑嗎?如果認定是違法,哪還有什麼功在國家?」「是啊!」我附和著,而這已經是在我還不知道事態有多荒謬之前的對話了。

證詞來源

  • 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埃爾博拉特(#255)、埃爾博拉特的父親(#1629)、艾爾塔(#53)、古茲拉(#87)和她的三個孩子(#150–152)
奧拉貝克為妻兒作證
澤米斯古爾一家為爸爸和祖父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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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結束後,用戰爭童年博物館的標誌畫了一幅禪繞小圖送給博物館做紀念

如今回想起來,去年的歐洲之行,已是黃粱一夢。

在奇幻學術旅程裡,最讓人羨慕的莫過於當時隨性而選的研究所,竟然能夠無差別提供獎學金給全部的學生在一年級暑假到歐洲實習/交換,補助包括來回機票和三個月生活費。系所說明會時我聽到這個「好消息」時都嚇傻了:倒不是為這雄厚的財力被嚇傻,而是當初錄取說明提到旅歐經費時,我以為只是用來讓我「到歐洲找論文寫作資料」罷了,萬萬沒料到實習或交換當中擇一竟然是學位要求,而且,至少要實習10週才能拿到必修學分。這也難怪為什麼我們這個研究所沒什麼大齡/兼職研究生,想想要拋家棄子去歐洲三個月像話嗎?

倒也沒想過我最後竟去了整整四個月,其中包括十週的博物館實習和兩個夏季學校的參與,從歐洲邊緣的巴爾幹半島開始,北上穿過哈布斯堡帝國的心臟地帶,最後到達了歐盟的中心。

儘管自己在歐洲打滾很多年,然而多半是一個人的事情:一個人做研究、一個人經營民宿、一個人旅行、一個人吃飯睡覺,可是這趟歐洲行卻不然,實習和夏季學校都需要大量社交,當中發生很多事情,很難一篇而足,我也只能盡力描述。

先從實習開始吧!

多倫多大學的歐洲和俄羅斯研究所提供最多4000加幣給所有碩士班學生到歐洲實習10週/交換一學期/參加夏季學校,有些同學選擇實習完再交換,不過錢用完就沒了。不過,所上也和俄羅斯和中歐各大學關係密切,即使在實習中用完補助,交換時可能另外有獎學金得以申請。實習是以地域為主,因此類似歐盟駐華盛頓代表處這種,雖說是歐盟單位,可位在美國就不算數,然如果是加拿大駐德代表處就沒問題。所謂地域,範圍很廣,歐洲所有國家、俄羅斯,前蘇聯轄下的所有國家,包括高加索地區和中亞五國都算數,機構性質不限(不過回來後要寫一份15頁報告,假如你是去麥當勞打工會有點難寫)。實習的主要目的就是讓學生在畢業前能有跨國交流/求職的經驗,儘管我們的研究所學術性很強,但也不是每個學生都會繼續攻讀博士,這個實習的要求相較其他人文社會所的埋頭苦讀,倒也提供了更寬廣的選擇,而為了讓學生練習求職,所上也特地安排各類寫履歷和求職信、職場文化、或如何發展人脈的工作坊來幫助學生。

自從得知這個歐洲實習的細則之後,內心始終惶惶不安,德國撤出前的日常歧視還歷歷在目,好不容易逃到多倫多,怎麼又得回去?系上提供一些實習缺,基本要求是英語/歐語母語等級,同學間相互競爭職位,根本毫無勝算,畢竟所上同學基本上都是來自歐洲背景的家庭,歐語本來就是母語,就算有人不是歐洲背景,要知道加拿大其實是雙語國家啊,我幾乎想問德國的指導教授願不願意讓我到自由大學的孔子學院打雜算了。

在窮途末路之際,忽然想起前一年在塞拉耶佛旅行時,用盡最後一分錢去拜訪的戰爭童年博物館(War Childhood Museum),隱約記得他們有志工/實習生項目,於是趕緊寫信詢問實習的可能性。坦白說我這一生活從來沒有求職過,人生各個階段的工作都是莫名其妙就得來了,直到39歲才寫第一封求職信,從這裡開始,這趟歐洲之行持續把我推向舒適圈之外。

關於戰爭童年博物館的本身,可能假以時日(?)會有專文介紹,本篇就先略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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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from 12th Annual Ethnic and Pluralism Studies Graduate Research Conference

會議報告結束後,和我在同一個學生辦公室的一年級男學生跑來跟我道賀,大家的眼神多了一點刮目相看的況味。這不是我第一次在學生研討會上口頭發表,不過之前會盡力選擇沒有所上同學參加的場子,因此所上多數同學對我的印象還停在一上時上課發表意見時舌頭老是打結。

韓國裔的一年級生大聲對著我喊:「妳的論點和切入角度真的很獨特,也很有說服力耶!不過,假如可以看著大家報告就更好了。沒關係!反正妳還會讀博士班,還有很多機會可以練習。」

我可以看到一旁同班的女同學在竊笑。

寫proposal、投稿、寫研究論文、在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這兩年幾乎成了我的日常。原因無他,在加拿大,文科研究生都需要拼了命申請國家研究獎學金(加拿大身份限定),有文章發表在正式刊物最好,至於用Oral Presentation刷履歷,是用以說服獎學金評審自己是個主動的研究者之最初級、最起碼的證明。

三月中,疫情在歐美大爆炸,二年級的冬季學期倉皇結束,對於這學期僅剩的記憶似乎只剩下兩場學生研討會。

第一場又遇中國人鬧場

一月最後的兩天,我也不過從台灣(當時算是加拿大人眼中的疫區)回到多倫多三天吧,大腦還賴在中原標準時間,匆匆忙忙地把去年年底寫的論文拿出來複習、摘要、製作Power Point、講稿都來不及練習,就得上台發表論文,外加主持一場主題討論。

已經是第二年參與種族和多元主義學生會議,然會議前一晚胃痛依舊,也睡不著覺。

儘管事前和主持人打了聲招呼,而且報告的內容絲毫不涉及台灣和中國的愛恨情仇,可完全不出我所料,一個中國聽眾還是趁著Q&A時間,大辣辣地教訓著我,說什麼現在的台灣年輕人已經忘記自己是從哪裡來,而這全是蔡英文害的。誒我說這位大叔,我實在不想告訴你,其實我也是個中年人,從小背三民主義好,熟讀中國歷史五千年,要不是當年在德國學術場合總是碰到像你這種不針對報告內容問問題的觀眾,我還沒機會得到一個屬於自己真正的台獨啟蒙時刻呢。

主持人在試了第三次後,終於阻止他意猶未盡地抒發,結束這場鬧劇。

翹課兩週回台灣投票的後果是連續三星期沒時間睡覺,修課的閱讀進度還沒趕上,第二場學生會議已經接著來了,我暗忖自己怎麼陷入這個困境的?為什麼不拿份期末報告投稿就算了?怎麼會異想天開的開了個新題目?

第二場研討會是我們所上學生會每年的例行盛事,可別看這只是個學生研討會,本所財力雄厚,足以付錢邀請歐洲學生飛來共襄盛舉。

只是沒想到第二場竟是同學之間的最後聚首

二月底,多倫多歲月仍一片靜好,就是風蕭蕭雪颯颯,在夏季學校認識的美國學生十萬火急的從美國中部的某個機場傳訊息給我,飛機被取消了,恐怕只能線上報告。班代表則在臉書頁面緊急公告,希望有同學自願接待從西班牙、英國和德國來參加會議的教授和學生們,所上熱情的一年級生們爭相報名,在場沒有人想得到兩星期之後,歐洲的疫情大爆發,接待原來是個捨命任務。

既然朋友不能來,報告當天,我先睡到自然醒,去吃頓希臘美食(有錢大學的會議餐)填飽肚子,接著就開始埋頭讀稿子。我是說真的,我對大家說了句see you later,就開始看也不看觀眾的讀起稿子。

十分鐘後我抬起頭,可以看見台下同學一片讚賞,但評論的德國教授滿臉不以為然。這一組討論歐洲的移民和難民政策,很快的Q&A就變成歐洲與會者和我們班同學互相吹捧自己的難民政策,這是第一次我感受到加拿大年輕學生對自己生長的國家和多元主義如此自豪,即使他們多數人的(祖)父母都是從歐洲移民過來的。

總之,二月的CERES學生會議就像一場太平盛世的最後宴會,過後所有人倉皇地回到原居地,直至學位結束。

原先三月底在美國有另外一場研討會,在川普驚天宣布美歐斷航後,理所當然也被取消了。學校停課,所有人被勸著應該留在家,第一要務是追劇,課程、論文、研討會、期末報告暫時被拋到腦後,直到四月最後一星期,我打開文件要寫新的研討會論文,打了三行,收到通知,10月那場也取消了,又關上檔案。

看起來很長一段時間吃不到會議餐盒。

最後,藉著這篇分享一點研究生參加學術研討會的心得:

作為學生參加學術研討會,最大期望值是這10–20分鐘的口頭報告能讓某個教授對你刮目相看,很多人以為是出色的講演或是完成度很高的研究論文,但老實說,這些教授看得不夠多嗎?在學術研討會上,讓別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是提出自己的原創見解,尤其是那些還不夠成熟但新穎的觀點,而非只是引用先前學者的模式。

換句話說,報告時,最好花更多時間闡明你的論點、研究問題和研究方法,至於研究結果有,當然好,沒有也無所謂,因為口頭報告終究不是投稿期刊,萬一你的研究結果不能說服觀眾,反倒會削弱了別人對你研究能力的評價。

以上,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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繪者| Danica Novgorodoff 來源:https://believermag.com/weather-reports-voices-from-xinjiang/

「我不太確定這題目會不會直接指涉新疆的再教育營,畢竟台灣現況很危險,萬一有個萬一,家人都在台灣。」(講話當下是韓流最盛之時,一度以為台灣會從此往西斜去。)

「很多對新疆議題有興趣的人最後都這樣說,」教授一副瞭然的神情,又補一句:「結果還是沒什麼人願意寫相關論文。」

這是去年夏末和教授的對話,當時再教育營的故事已經被廣泛報導,然而在西方學術圈還有點像都市傳說,倒不是指沒有學者研究新疆問題,只是整體來說,全球大概就是那幾個新疆專家繼續他們的本來的研究,21世紀最大規模的種族滅絕,至今也只有約莫20篇相關學術論文罷了。

踩進這個題目終究是意外。

2018年世界盃後德國對 Özil的落井下石讓我這迷妹打定主意要寫一篇論文批評德國社會對土耳其移民的歧視和其中的伊斯蘭恐懼症,可是學位論文通常是這麼回事:一旦開始讀新的理論,對事物的見解會被解構、重組、甚至顛覆,原有的想法也就不復存在了;再說兩年不算短,世界局勢變化太快,身在加拿大國際關係領域最前沿的學院裡,不可能無所察覺;最後,是終究得承認土耳其人和德國人的愛恨情仇已經有太多討論,我實在也講不出什麼新解了。

而暑假一趟德國行(是在2015難民危機後的第一次再訪德國),各種種族歧視遭遇一應俱全,讓我體認到這個前後待了六年多的國家,終究與我的人生無涉,雖然其他人會說碩論不比博論,不過就是篇50頁以內的長論文,咬牙撐過去就算了,但我倒底對它再無話可說。

二年級剛開始,已經打定主意換題目。

不過說要改題目談何容易?對於歐洲僅存的興趣只在巴爾幹半島,偏偏能夠指導這題目的只有系主任,卻是我想再三避免的(關於他或許別篇會談到),而整個二年級上學期因為誤選一門完全不知所以然的人類學,精氣神全耗在這堂課,再說這堂課仍然在討論德國的伊斯蘭恐懼症,幾篇即將發表的會議論文亦然,二上學期末,換題目的各項方案已然窮途末路,同學說得好:「別改了,反正妳就是盡一切力量批評德國的移民政策就是了。」

百般無奈,我把之前寫好的論文計畫送出去,卻提不起任何精神聯絡任何教授來當指導。

二年級下學期的第二個月,系上要大家介紹自己的論文題目,第一場,我找了個藉口逃過了,第二場(最後一場)眼看要來了,我的壓力大到爆表。隔天在中亞研究課上,一年級的學弟們告訴我他們的碩論會和中亞國家有關。

誒什麼?等等!中亞研究也算數?!?!

請恕我這麼吃驚,畢竟近兩年來,我以為自己讀的是MA European and Russian Affairs啊!這個研究所的宗旨就是你要做什麼主題、從哪個領域切入任你選,但是地理範圍侷限在歐洲和俄羅斯,結果都快讀完了竟有人跟我說中亞五國也在所上認定的範圍內?

學弟的好笑的看著我因為太過震驚打翻零食弄亂一地,說本系縮寫CERES是Centre for European,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中亞不正是歐亞大陸的橋樑嗎?再說既然可以研究其他前蘇聯國家如烏克蘭、白俄羅斯,中亞五國當然也在此範圍。

這時候離第二次介紹論文題目的會議只有36個小時,我果斷地跑去跟中亞課的教授告白:「請做我的指導教授吧!我要寫和哈薩克公民陷在新疆再教育營相關的論文。」

當然,也不是對這個主題毫無準備就跳進來。

這一切還要從自己無聊地打開中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新疆的若干歷史問題說起。這一篇內容一本正經地胡說說八道,以致於微妙的引人入勝(?),我意猶未盡往回翻閱,一口氣追溯到1991年的中國的人權狀況

必須說:中共的白皮書絕對是一個奇幻世界,儘管每一次的白皮書內容都不會差太多,就像公務員做年終預算,說法雷同,視情況修改數字,然白皮書裡的「修改」,微調毫哩,境內少數民族的命運卻可能被紮紮實實的改變。我越往回頭看,對於維吾爾人的現狀就越擔憂,中國政府白紙黑字寫在那了:

少數民族、或是中共眼裡多數裡的少數,除了(物理)滅絕以外,沒有絲毫其他的可能性。

(至於怎麼推演出這個結果?涉及研究內容我就不多解釋,有興趣的人可以自己去讀一讀過去10年和少數民族政策有關的白皮書,感受其中奧義。)

以審視中共過去19年的政策白皮書和建構再教育營之中心思想,在多大今年一月的種族和多元主義學生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還得到最佳論文獎。會議上,參與的教授們最關心的是終究是 What actually happens in the reeducation camps?

這個問題讓我開始在Xinjiang Victims Database上閱讀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屬的證詞,並千方百計地認識了哈薩克人權組織Atajurt Kazakh Human Rights的現在和過去的義工,在他們無私的幫助下,對於大量哈薩克人被拘禁在中國有了更深入地的認識。

是直到七月底,才終於開始把散落在十幾頁上的論文筆記慢慢串起來,這進展是我始料未及的。儘管自己的英文學術寫作堪稱不錯,畢竟不是母語,得一句一句磨,常常光是800個字就能讓我寫上三天兩夜,至少一萬個字的論文幾乎就是天荒地老了。

論文書寫的過程裡又重新認識一次自己:原來自己在文字上如此錙銖必較,原來內在的冒牌恐懼症已入膏肓,我花了好幾星期修改簡介和文獻回顧,就怕這篇論文到頭來會顯示自己研究能力不足。

也擔心自己寫不好,擔心用第二外語書寫表達不出對這些不幸事件的溫情、以及對那些勇與開口作證的受害者的敬意,(錢穆的寫史情懷竟然在這節骨眼浮現)。我怕最終這篇論文展現的不是讓證詞帶著我按圖索驥找到中國如此入魔的緣由,卻是冷酷無情的揀選證詞來證明自己的論點,雖殊途同歸,卻有違初衷。

整個夏天,就在大喊著寫不完、哭著說好難寫、和因證詞內容睡不安穩中交錯的度過。

八月的倒數第三天,論文總算交出去了,以為自己寫的嘔心瀝血肝腸寸斷,教授只花了半天就給我成績,這段奇幻學術旅程在莫名空虛中暫時告一段落(喂)。

這一篇也算是對逃出生天的維吾爾人Huma問題的反思:

面對新疆危機一個普通人能做什麼?

坦白說,學術論文和新聞報導不一樣,學術論文是後知後覺的,受眾也有限,假如沒有被發表,幾乎也不會有人閱讀,更何況我目前只是個碩士學生。然而,任何形式的書寫都能夠抵住遺忘,每一次和人討論到自己的研究主題,就多一個人對新疆危機有更深刻的了解,終究也能慢慢傳開。

或許會開始慢慢翻譯一些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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捲|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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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er, Researcher, (ex-)Traveler, Torontonian, Political Scientist in making. 座標多倫多。前半生是折返歐亞大陸的流浪漢,現為半路出家之政治學學徒一枚,主要關注種族、移民、排外、民粹等議題。https://yztoronto.com/